心理文化学是在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人的整体性学问，其前身是“国民性研究”。它有两个核心概念工具，一个是“心理社会均衡体”，这是描述人的模型，此模型把人描述为一个由内而外多维度、多层次的“场”；另一个是“基本人际状态”，它是“心理社会均衡体”这个“场”的一部分，是个体与“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构成的系统。基本人际状态有集团缔结、交换、情感控制和自我认知几个维度，不同类型的基本人际状态在这几个维度上有不同的特点。分析基本人际状态类型及各维度特点，是揭开文化与社会奥秘的关键。

引入全新变量

心理文化学路径的国际关系研究，通过使用上述两个核心概念工具，尝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几个重要变量。

第一，“人”的变量。通过对心理文化学中“心理社会均衡体”和“基本人际状态”这两个工具的使用，学者尝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对人的认识。这一路径的基本预设是，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下，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有不同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形成了不同的对“外部世界”（他国或异文化）的态度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国家形式和国际体系。这一路径倾向于以更接近人的方式把握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认为安全、地位、被承认等心理社会均衡因素对解释国家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引入“人”这一变量后，现代国际体系与西方“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联系得以揭示，“民族国家”与西方社会独立“个人”的出现、民族国家的权利与“个人”的权利、国家间的平等与“个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与个人社会的契约等得以体现。同样，这一视角也揭示了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与国家、国际体系之间的联系。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是“伦人”，这是一种以亲属关系为核心的存在系统，是与“个人”相对应的“间人”的亚类型。在“伦人”基础上产生的国家形式是亲族国家，以中国为核心行为体的国际体系是“天下体系”，维持天下体系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家庭角色的“礼”，国家间的关系受“伦人”的三个关系圈——“亲人圈”“熟人圈”和“生人圈”影响。

第二，文明变量。心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源于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比较研究，因此十分强调国际关系中的“文明”因素。这一路径通过引入“文明体”概念，把基本人际状态与国家及国家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基本人际状态构成一种文化的内核，不同类型的基本人际状态构成不同文明体的基础。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皆以不考虑文明因素的国家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或“理性人”。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学派则强调文明的重要性，忽视国家作为行为体的作用。但事实上，“文明”不是行为体，无法把文明作为国际关系的单独分析单位。心理文化学路径把文明体与组织体结合起来，认为国家行为体是文明体与组织体的结合，尝试弥补上述理论流派的不足。国家之间的关系可根据文明体与组织体的不同组合，重新划分为文明体与组织体都相同、文明体与组织体都不同、相同文明体与不同组织体以及相同组织体与不同文明体几种类型。这一新的分类方式把文明关系纳入国际关系中，丰富了对国际关系类型的认识。

第三，文明演化变量。人类文明由石器文明演化到农耕文明，又进一步演化到现代文明，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将文明因素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就必然引入现代性这一分析维度。现代文明是人类新的演化阶段，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是有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系统的现代文明。尽管现代国际体系仍存在诸多缺点，但它在保障国家权利，减少奴役和暴力征服，通过谈判、规则解决矛盾冲突等方面，优于任何古代国际体系。维持现代国际秩序下形成的规则、法律、条约以及国际组织，已经成为人类在国际层面演化出的最高文明成就，为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是现代文明，它向全世界的扩散与现代文明的世界性扩散相一致。

深化对国际关系的认识

将上述变量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后，能对国际关系带来一些新的认识。

一是对国际关系复杂性的认识。国际关系有单元、关系和体系三个层次。在心理文化学视角下，国际关系的这三个层次需要重新定义。在单元层次，国家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力单位，而是兼有文明体与组织体两个侧面的自适应行为体；在关系层次，国家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政治关系，而是一种由人类多维活动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人类的三大“游戏”，即以控制、胁迫为特点的“权力游戏”，以交换为特点的“财富游戏”和以说服、吸引力为特点的“心智游戏”，已全部进入国际圈层，国际关系是“以包含文明意义上的多元性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人类多维关系的演化系统”；在体系层次，国际体系不是一种简单系统，而是人类在国际场域中发生的多元社会共现的复杂演化系统。无论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学派所谓的“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学派批评者所谓的“文明融合”，都是文明在国际圈层中的演化过程。现代国际关系学中的国际关系是指政治关系，而心理文化学路径下的国际关系是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明关系在内的国家间的多维关系。从单纯的“国际政治”到多维的“国际关系”，更接近国际关系的真实。心理文化学路径提醒人们，要充分估计世界的复杂性，在试图得出某种结论或进行某种预测时不能高估人的认识能力。

二是对国际体系下“文明经验”的认识。每一种国际体系都是以某种文明经验为基础。前现代的国际体系以特殊性、地域性的文明经验为基石。例如，古代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行为体的“天下体系”，就是以古代中国文明经验为基础。近代以来，“天下体系”崩溃，这反映的不仅是一种国家间关系模式的失效，还反映了作为该体系基础的古代中国文明经验已无法适应世界环境的变化。源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国际体系，最初也是一种地方性体系，其基础也是一种特殊性的文明经验。但是，随着该体系向世界的扩散，它已不再是地方性体系而成为真正的世界体系，该体系的文明基础也不再是地域性的西方文明，而是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现代文明。由此可知，中国从“天下体系”走出来融入现代国际体系并接纳作为其基础的现代文明，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已变化了的世界环境的文明演化结果。

三是打开新的研究路径。心理文化学路径的国际关系研究借鉴人类学方法，尝试增添一条从“人”的角度认识国际关系的新路径。此路径使用的核心工具之一——基本人际状态，带有中国文明经验的痕迹，但不能把此路径的研究称为“中国学派”，因为一个理论学派不应是地域性而应是学科和方法上的。此路径追求的是为国际关系学增添新的学理性认识而非对某种特殊性地域经验的诠释，是提升解释效度而非掌控“话语权”。

（作者系华侨大学心理文化学研究所所长、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尚会鹏教授）

原文链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12/t20241212_5820762.shtml

（编辑：陈慕芬)